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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疼不痒的学术] 2009-11-26 9:57 Thursday
作者:煮酒叶难烧
五四风波平息后不久,鲁迅在北京置业,开始一段三代同堂的大家庭生活。
1919年7月,鲁迅以3500元购下了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 号罗姓房屋,一处面积约四亩的大宅院,进门见影壁,宅内分正院、后院和西跨院三进,共有20多间房子。“没有丝毫朱门大宅的气息,颇富野趣,特别是夏天,地处偏僻,远离市廛,庭院寂静,高树蝉鸣,天气虽热,感觉清爽。”
鲁迅当时没有孩子,他对几个侄儿尤为疼爱,当初相中了八道湾,一是因为这里古朴幽静;还有就是院中有池塘有空地,侄儿们有玩耍的地方。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写道,“1919年2月,父亲卖掉绍兴祖居老宅,将全家迁往北平。这之前,周作人见大哥忙于搬家,便向北平的学校请了几个月假,带着太太羽太信子和孩子到日本探亲去了。搬家的一切事务自然都落在哥哥身上。父亲从找房子到买下八道湾,寻工匠整修房屋和水道,购置家具杂物等等,足足忙碌了9个月。”
附:当时鲁迅大约相当于准处级,月俸240到360块大洋。周作人在北大当教授,薪俸甚在鲁迅之上。不难算出,兄弟俩几个月的收入就可置办出一个家。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公务员待遇最为优厚的年代,除了宋朝,几乎没有一个朝代能与之相比。可以作为参照的是,十多年后的乡间教师胡兰成月俸6块大洋,亦可独力供养全家。但1920年以后动荡的政局影响到公务员待遇,鲁迅薪俸的发放开始拖延,且不再足额。至 1924年,鲁迅官俸的总收入甚至不及其稿酬与讲课费。
12月1日,鲁迅动身回绍兴。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彻底了结祖宅和祖宅留给他的屈辱记忆。
就是这段时间,鲁迅遇到少年时代的伙伴章闫水。闫水年过三十,却满脸皱纹,形容麻木。鲁迅由此创作了小说《故乡》,其中的闰土就是农民章闫水。
除了宏儿是虚构人物以外,《故乡》几乎如实记述了这次搬迁。“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鲁迅满怀同情地塑造了一个朴实、勤劳、淳厚的中国农民形象。“多子、饥荒、苛捐、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我希望他们(宏儿和闰土的儿子水生)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24日,鲁迅侍奉母亲,带了朱安以及三弟周建人一家,回到北京。经历了多年的骨肉分离,鲁迅终实现青年时代的誓言,使中道败落的周家门第中兴。
鲁迅安排老夫人和朱安住最好的中院北屋,周作人、羽太信子及子女住后院北房西侧三间,周建人、羽太芳子和子女住后院北房中间三间。鲁迅最初住中院西厢房,也就是后来的“苦雨斋”,之后搬到前院南房。
周海婴回忆,“父亲让兄弟住后院,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小侄子们可以有个活动的天地;又考虑到羽太信子家人的生活习惯,特意将后院的几间房子改装成日本格式。而他自己屈居于中间二排朝北的’前罩房’。这屋子背阳光,比较阴冷。”
鲁迅请了几位乡亲朋友为中人,订了一份契约,内容是八道湾的产业,分拆为四份:三兄弟各占一份,鲁迅母亲占一份,这一份作为供她养老送终的费用。房产主是鲁迅。
值得一提的是,掌管这个大家庭财务权的是羽太信子。周海婴述,“他们兄弟还约定,从此经济合并,永不分离,母亲年轻守寡辛苦了一辈子,该享受清福。朱安大嫂不识字,能力不足以理家,这副担子自然而然落到羽太信子的身上。父亲自己除了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都交给羽太信子掌管。”
彼时身在上海的陈独秀不断写信催促鲁迅为杂志写稿。1920年3月11日他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同年8月22日他收到鲁迅的小说稿《风波》,即写信给周作人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同年9月28日给周作人的信又说,“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十多年后,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回忆,“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小说之外,鲁迅在《新青年》上还发表了《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两篇论文。
先是《新青年》4卷5号发表了周作人译的《贞操论》,“我对于贞操,不当他是道德,只是一种趣味,一种信仰,一种洁癖。……没有强迫他人的性质。”
鲁迅发表在5卷2号上的《我之节烈观》,回应了这篇译文。“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不过贞是丈夫还在,节是男子已死的区别,道理却可类推。”“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提出,父母“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处在这社会变革的时代,更应该有“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的精神,“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附:鲁迅提出道德只适用于人人都能遭遇的事。既然贞只适用于女子,节只适用于寡妇,那么其余的人要求她们守贞或守节就是不公平的。受此启发,我联想到去年地震中一件很有争议的事,似乎道理亦可类推。不知先生倘若在世,会有怎样的评价。
孙伏园编辑的北京《晨报副刊》有一个“开心话”专栏,文字幽默轻松。1921年12月4日专栏刊登了小说《阿Q正传》,作者署名巴人。
主人公阿Q是个破了产的雇农,没有生路,做了窃贼。辛亥革命的风声传来,他看到了赵太爷他们对革命的恐惧,感到这也许是改善处境的机会。“革命也好罢,”阿 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他更加高兴的走而且喊道:’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
当他满怀希望前来投降革命党的时候,革命党假洋鬼子却不准他革命。倒是赵太爷他们,经过假洋鬼子的撮合,都“咸与维新”,继续统治着未庄。“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
而阿Q,竟被诬为盗匪枪毙了。假如阿Q的命运不是这样悲惨,他的革命竟然成功了,那么情况会怎样呢?
“……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阿Q最著名是“精神胜利法”,他这样的穷困,可是他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他被人打了,就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他甚至因为自己比一切人更能够自轻自贱而感到骄傲。
《阿Q正传》笔调幽默,但并不是轻松的文章。从第二章起,它就不再在“开心话”专栏,移到“新文艺”栏了。
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预言,“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
十多年后,他同美国朋友斯诺有一次谈话,斯诺问他,“你认为在中国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鲁迅大笑道,“更坏。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哩。”
鲁迅逝世后不久,在筹备编印《鲁迅全集》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曾提出要抽掉《阿Q正传》这篇作品,理由是歪曲了辛亥革命。
罗曼•罗兰看了《阿Q正传》的法文译稿,就把它推荐给巴黎《欧罗巴》月刊发表。荐稿信中说,“这是乡村中的一个穷极无聊的家伙的故事。这个人一半是流浪汉,困苦潦倒,被人瞧不起,而且他确实也有使人瞧不起的地方,可是他却自得其乐,并且十分自豪(因为一个人既然扎根于生活之中,就不得不有点值得自豪的理由!)。最后,他被枪毙了,在革命时期被枪毙,不知道为什么。使他郁郁不乐的却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当人们叫他在供词下边画一个圆圈时 (因为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的圈圈画不圆。这篇故事的现实主义乍一看好似平淡无奇。可是,接着你就发现其中含有辛辣的幽默。读完之后,你会很惊异地察觉,这个可悲可笑的家伙再也不离开你,你已经对他依依不舍。你愿意读一读这篇不长的稿件吗?如果不,我只好另作处理。可是,请你还是把它发表在《欧罗巴》上罢!”
“夫妇说”是诸多猜测之中最经不起推敲的。1991年,经济学大师千家驹在海外发布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曾经是鲁迅的妻子,证据是鲁迅1912年7月10日的一则日记,“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
1912年,周作人和信子结婚已四年,羽太信子并非在日本而是在绍兴。
1912年,鲁迅一个人在北京工作,经常向绍兴老家寄钱。而绍兴老家的周作人、羽太信子要不断接济日本羽太家。周作人和信子要求鲁迅直接从北京给日本羽太家寄钱,免得钱寄到绍兴再寄回日本,多费手续和邮费。因此,鲁迅日记中不断有往日本邮局“寄羽太家信”或“寄羽太氏信”的记载。
千家驹把寄“羽太家”的信断成寄羽太的“家信”,实在是差以毫厘,谬以千里。
《阿Q正传》受到盛赞的同时,也招致许多批评。创造社的成仿吾评论它为浅薄的纪实传记;激进的文学青年甚至指斥《阿Q正传》是“落伍的反动的文学”。
1956年,何其芳的《论阿Q》曾受到许多人的反对,但钱钟书却赞成何其芳的观点。钱钟书不赞成把阿Q精神看成原创的人物性格,他指出,阿Q精神在古今中外的某些文学作品中都能找到,并以《夸大的兵》、《女店东》、《儒林外史》等作品中的人物和宋、金史实来证明自己的论断。
钱钟书在他一生的文字中,极少提到鲁迅。但在1979年访问美国时,被问及对鲁迅的观感,钱钟书说,“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他只适宜写‘短气’的文章,不适宜写‘长气’的,像‘阿Q’便写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才好。”
一天,周作人上完课,叫了辆包车,把校长蔡元培请进八道湾。鲁迅陪着这位老同乡老教育部长参观新居,蔡元培感叹说,院子真大,简直可以开运动会。
蔡元培看了鲁迅的《古小说钩沉》,于是有了请他系统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计划。周作人极为赞赏武者小路实笃创办的“新村”,蔡元培表示支持周作人把“工读互助团”办下去。
蔡元培还向他们表达出对《新青年》出现思想分歧的担忧。此时,哲学教授胡适和历史教授李大钊已展开辩论,胡适派要继续搞学术,大钊派希望发动政治革命。
就在这两派激烈冲突的缝隙中,周氏兄弟进入了创作黄金期。鲁迅的《阿Q正传》、《风波》、《故乡》、《社戏》皆诞生于此,短篇小说集《呐喊》和《中国小说史略》上卷亦在此期间完成。
随着周氏兄弟在文坛声誉日隆,八道湾11号逐渐成为学者的高级沙龙,李大钊、胡适、沈士远、沈尹默、张凤举、徐耀辰、孙伏园、郁达夫等都曾来此畅谈。据沈尹默回忆,“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旦,八道湾周宅必定邀请友人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仁,有时不免臧否当代人物。
1920年4月7号,27岁的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来到八道湾,拜谒“新村”运动的倡导者周作人。让他十分遗憾的是,鲁迅恰好不在家,因此毛泽东和他终生推崇的文化旗手,始终没能谋面。
1920年8月2日,鲁迅从北大中文系主任马裕藻手里接了蔡元培签署的聘书,“敬聘周树人先生为本校讲师,此订。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中华民国九年八月二日,第一百六十一号。” 到1926年8月离京,鲁迅在北大任教6年,开设了“中国小说史”及“文艺理论”课程。但因为他是教育部的官员,在北大是兼职而非专任,所以始终当讲师,而没有教授的名义。
其实早在三年前,鲁迅就和北大结缘了。1917年北大校长蔡元培请鲁迅为之设计校徽。鲁迅在1917年8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当时即被采用,后因故长期弃用,80年代始重新使用。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图案以篆体的“北大”二字构成一个圆形,便于制作圆形的徽章。巧妙的是,下面的“大”字像一个人,上面的“北”字又像两个人,这样就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又有如一人而背负二人之象。有人说,上面的是学生,下面的是老师,教师要甘为人梯;学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要青出于蓝胜于蓝。也有人说,图案是低垂的眉梢与眼睑,下撇的双唇及嘴角,构成一张哀伤、绝望的脸。
后来,蔡元培曾回忆说,“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鲁迅)、周岂明(周作人)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蔡元培1916年接手的北大(“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北京大学”)还是一所暮气沉沉、腐败不堪的学校。当时学生都是进士、举人出身的各京曹,几乎每个学生都带了一个听差到学校里来服侍。他们在逛窑子这一方面名气甚大,与参议院、众议院齐名,有所谓“两院一堂”之称。
蔡元培锐意整顿,推崇“兼容并包”,一方面聘请了提倡新文化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另一方面则留任了张扬旧学的辜鸿铭、黄侃、陈汉章、林损等人。一时间,在北大校园内,西装与马褂纷呈,各派学人并存,人才极一时之盛。
据说黄侃每次上课,总要先骂一通胡适,这才正式讲学;新派也不示弱,鲁迅和钱玄同等人大骂国粹派。北大的学术空气空前活跃,彼时的北大,已成为历史的胜景,供后人景仰。
附:黄侃是章太炎大弟子,也是鲁迅、周作人的大师兄。周作人曾对其颇有微词,“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敢恭维。”虽是同门,黄侃却属于守旧派,向来看不惯胡适等新派人物的做法,尤其是最得意的高足傅斯年倒向胡适阵营,更令他心生恨意,一有机会便对胡适冷嘲热讽。
一次,黄侃当面责难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十分尴尬。
又一次,黄侃给学生讲课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全场捧腹。
再一次,北大教师们闲话谭鑫培之《秦琼卖马》,胡适插话道:“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黄侃起身说,“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一时为之哄堂。
再复一次,胡适在宴会上大谈墨学,黄侃甚为不满,跳起来说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大窘。黄又接着说,“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正欲发作,黄却笑道,“我不过是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子?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胡适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得忍气吞声。
而在和“国粹派”的论战中,鲁迅不仅口诛,而且笔伐,其中重要的一篇是《随感录三十五》:
从清朝末年,直到现在,常常听人说“保存国粹”这一句话。
前清末年说这话的人,大约有两种:一是爱国志士,一是出洋游历的大官。他们在这题目的背后,各各藏着别的意思。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大官说保存国粹,是教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的意思。
现在成了民国了。以上所说的两个问题,已经完全消灭。所以我不能知道观在说这话的是那一流人,这话的背后藏着什么意思了。
可是保存国粹的正面意思,我也不懂。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倘说: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开了海禁的缘故,所以必须保存。但海禁未开以前,全国都是“国粹”,理应好了;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倘说:这是不学成汤文武周公的缘故;何以真正成汤文武周公时代,也先有桀纣暴虐,后有殷顽作乱;后来仍旧弄出存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阔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鲁迅在回答《京报副刊》有关“青年必读书目”时,提出了被很多人认为过于激进的观点,“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我主张青少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鲁迅曾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来书问童子所诵习,仆实未能答。缘中国书页页害人……汉文终当废去,该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但我辈以及孺子生当此时,须以若干精力牺牲于此,实为可惜。仆意君教诗英,但以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宜,文体似不必十分抉择,且此刻诵习,未必于将来大有效力,只须思想能自由,则将来无论大潮如何,必能与为沆瀣矣。少年可读之书,中国绝少……”
1920年12月24日,鲁迅第一次到北大讲课。没有正式的讲义,鲁迅根据自己多年收集整理的资料编写了讲义。鲁迅不像那些洋派教授似的西服革履,而总是一身灰布长衫。他没有皮包,来校讲课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个不大的手巾包,里面放着讲义和一些学生请他审阅的稿件。
后来成为北大副校长的魏建功当时还是一名青年学生,他说,“先生讲课的精神跟写杂感的风格是一致的。我们那时听先生讲课实在是听先生对社会讲话。”
诗人冯至在《鲁迅在北大讲课的情景》中说,“鲁迅每周一次的讲课,与其他枯燥沉闷的课堂形成对照,这里沸腾着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这本是国文系的课程,而坐在课堂里听讲的,不只是国文系的学生,别系的学生、校外的青年也不少,甚至还有从外地特地来的。那门课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实际讲的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有人听了一年课以后,第二年仍继续去听,一点也不觉得重复。一九二四年暑假后,我第二次听这门课时,鲁迅一开始就向听众交代:’《中国小说史略》已印制成书,你们可去看那本书,用不着我在这里讲了。’这时,鲁迅正在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他边译边印,把印成的清样发给我们,作为辅助的教材。但是鲁迅讲的,也并不按照《苦闷的象征》的内容,谈论涉及的范围比讲’中国小说史’时更为广泛。我们听他的讲,和读他的文章一样,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很中肯和剀切的,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譬如谈到秦始皇,他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们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谈到曹操时,他说,’曹操被《三国志演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当时听讲的人,若是有人能够把鲁迅讲课时重要的讲话记录下来,会成为很可宝贵的一部资料,可惜没有人这样做过。”
“每当鲁迅先生仰着冷静苍白的面孔走进北大教室,喧闹的教室就只剩下了呼吸声——大家听着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灵魂的历史,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
附:李敖曾说,“我爸爸是北京大学毕业的,没有错,上过鲁迅的课也没有错,我是告诉大家鲁迅有的时候啊,会有那种横眉冷对很扩张的现象,把那个考试的试卷一撒撒到满地,让你们捡,有这种过分的跟人不友好相处的这种局面出现。”李敖亦未亲见,仅是转述,具体细节和前因后果已不可知。权且一读。
让我们移步换景,从北大踱到隔壁的清华园,看看五四洗礼后的梁同学在忙些什么吧。
风潮甫告平息,清华园内出现了一个“小说研究社”,由梁实秋与顾一樵、翟毅夫、齐学启、李涤静、吴锦铨六个在校学生发起成立的,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作法》。随后团体进一步扩大,比梁实秋早两年进入清华的闻一多加入,朱湘、孙大雨,谢文炳、饶孟侃、时昭瀛、杨世恩、吴景超等先后加入,闻一多建议将社名改为“清华文学社”。
此后梁实秋与闻一多保持了终生的友谊。闻一多曾反复热烈表白,“实秋啊!我的唯一的光明的希望是退居到唐宋时代。同你结邻而居,西窗剪烛,杯酒论文——我们将想象自身为李杜,为韩孟,为元白,为皮陆,为苏黄,皆无不可。只有这样,或者我可以勉强撑住过了这一生。朋友啊!我现在同你订了约,你能允许吗?”“现拟往科泉与实秋同居?然与实秋同居讨论文学,酬唱之乐,当远胜于拘守艺城也。”“有友如实秋,月为三四书来,真情胜于手足矣。”
众所周知,后来梁实秋、闻一多与胡适等组成新月派。梁实秋终生视胡为师长,执弟子礼甚恭。而对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则不太可气,他这样说郁达夫, “无行的文人中之最无行者,就是自家做下了无数桩的缺德事,然后据傲的赤裸的招供出来,名之日忏悔。忏悔云云,并不是悔过的表示,只是在侮慢社会的公认的德行,不以可耻的事为可耻,一五一十的倾倒出来,意若曰:‘我做下这等事了,你们来表同情与我,你们快来赞叹我!我敢做敢当,你们平庸的人敢做这等事吗?做了敢于承当么?’这样的论调时常就可以震慑住一般的人,于是在一片忏悔声中无行的文人就变为真诚的英雄了。”对于郭沫若,梁实秋则说“道不同不相与谋。”
然而,清华时的梁实秋对胡适与创造社诸君子的态度,恰好是完全相反的。
胡适的《尝试集》诗集问世并提倡“话怎么说,便怎么说”后,闻一多说,“感谢实秋报告我中国诗坛底现况。我看了那,几乎气得话都说不出。‘始作俑者’的胡先生啊!你在创作界还没有作够吗?又要在批评界作俑?唉!左道日昌,吾曹没有立足之地了!”
梁实秋与闻一多也是拥护诗歌革命的,对新诗的诞生表现出极大热情,但对“诗的艺术、诗的想象、诗的情感”依旧十分看重。因此,他们推崇郭沫若的《女神》,而对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等则甚为不满。
梁实秋说,“我们以为诗可以用白话写,但白话并不等于诗,诗还是要有诗意才行。象胡适先生的‘人力车夫,人力车夫,车来如飞?’那样的白话诗,我们就不大欣赏。象俞平伯先生的‘被窝暖暖的,人儿远远的,怎能不想起人儿远呢?’,或康白情先生的‘早起,如厕是第一件大事?’,这一类的句子更不象是诗。”
于是梁实秋和闻一多相继写了《草儿评论》和《冬夜评论》。闻一多的《冬夜评论》曾寄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许久不见答复,请求退稿也没有回音。这使他们敏感的心灵受到了刺激,愈发感到有公开发言的必要。梁实秋父亲梁咸熙伸出了援手,拿出一百元,使四万字的《冬夜草儿评论》得以出版发行,书中写道, “不幸的诗神啊!他们争道替你解放,‘把从前一切束缚你的自由的枷锁镣铐打破’,谁知在打破枷锁镣铐时他们竟连你的灵魂也一齐打破了呢!”后来这本书成为 “清华文学社丛书第一种”。
《冬夜草儿评论》一书出版后,胡适主持的《努力》周报载文予以反批评,闻一多说,“北京胡适主持的《努力周刊》同上海《时事新报》附张《文学旬刊》上都有反对的言论。这我并不奇怪,因这正是我们所攻击的一派人,我如何能望他们来赞成我们呢?”
为了共同对抗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诗派,梁实秋、闻一多同创造社结下一段短暂而密切的友谊。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正是《冬夜草儿评论》一书。
此书出版后,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写给他们一封信,令他们大为兴奋。郭沫若在信中以诗人特有的激情,引梁、闻为知音,信中说,“如在沉黑的夜里得见两颗明星,如在蒸热的炎天得饮两杯清水;在海外得读两君评论,如逃荒者得闻人足音之跫然”。
在这之前,梁实秋、闻一多早对郭沫若的《女神》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其是“现代第一诗人”:而今,他们更有如琴师俞伯牙终于遇到了钟子期。“我们应该满意了。郭沫若来函之消息,使我喜如发狂。我们素日赞扬此人不遗余力,于今竟证实了他确是与我们同调者。”适逢一个外国刊物正在评选“中国现代十二大人物”,闻一多告诉梁实秋,“昨见田汉曾得一票,使我惊喜,我立即剪下了一张票格替郭君投了一票。”
从此之后,梁实秋、闻一多同创造社诸君子的友谊迅速发展。在《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上,梁实秋的诗、散文、小说占据了突出位置,俨然是创造社的盟军。
这一期间,梁实秋、闻一多对创造社成员们的赞美不断升级,“你信中提到沫若所讲关于艺术与人生之关系的话,很有见地,”“假如全国人都反对我,只要郭沫若赞成我,我就心满意足了。”“当今诗人郭沫若、田汉、徐志摩颇可观,此外无人也”。
闻一多给家人信中曾写道,“昨与友人梁实秋谈,得知郭沫若在沪卖文为生。以郭沫若之才学,在当今新文学界应首屈一指,而穷困至此。世间岂有公理哉!”
梁实秋出发赴美前曾短暂滞留于上海。一天,梁实秋、郁达夫一同去拜访郭沫若。谈话间,他说起自己患甲状腺肿,学医出身的郭沫若立即热情的说,“我是医生,我来给你看看。”随后又是翻书查资料,又是诊察,详细的解释病源病状,力劝梁实秋抓紧治疗。那天,他们谈了很久,到中午时,郭又坚留午饭,“一巨钵辣椒炒黄豆芽由其日籍夫人安娜捧置桌上,”梁实秋吃得很尽兴,深为朋友能以诚相待而激动万分。晚上,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坚邀梁实秋到会宾楼畅饮,由于有书店老板的儿子跟着结账,四人放开酒量痛饮,结果喝得酪酊大醉。
就在梁逗留在上海这个期间,创造社提出了一个重要提议,要把《创造》季刊的编务委托梁实秋和已在美国的闻一多代为主持。闻一多甚至说,“实秋已被邀入创造社。”至此,梁、闻同创造社的关系已达巅峰。
然而,表面上的热闹往来并不能掩盖梁实秋、闻一多与创造社诸君子在价值取向上的根本差异,最终分道扬镳是必然的。
回忆最初与创造社订交,梁实秋的话中就透出了些许端倪,“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见到郭、郁、成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
而后,郁达夫北上到北京,找到梁实秋,当面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访圆明园遗址,梁欣然承诺;二是逛北京的四等窑子,梁登时悚然。
所以,不难解释梁实秋为何拒绝了创造社的邀请。
在文学方面,梁实秋、闻一多也有不同于创作社的目标和追求。自与创作社订交后,二人的作品可以随时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
然而,就在这一时期,他们却决定要另起炉灶,办起一个纯文学刊物。梁实秋打算筹办月刊,刊名拟为《红荷》。闻一多建议,“我看倒不如将其材料并入杂志而扩充杂志为季刊,以与《创造》并峙称雄,好不好?”故又改为半年刊,创刊号的稿件都已基本集齐,但由于种种原因办刊计划最终搁浅。
尽管没能办起自己的刊物,但作为《清华周刊》的编辑,梁实秋、吴景超他们每周编写一期篇幅达一百八十页的稿子,还得自撰社论,任务繁巨。梁实秋曾自豪的说,“我不知哪一个学校可以维持出版一种一百八十页的周刊,历久而不停。”
“我们写社论常常批评校政,有一次我写了一段短评鼓吹男女同校,当然不是为私人谋,不过措词激烈了一点,对校长之庸弱无能大肆攻击,那时的校长是曹云祥先生(好象是作过丹麦公使,娶了一位洋太太,学问道德如何则我不大清楚),大为不悦,召吴景超去谈话,表示要给我记大过一次,景超告诉他:’你要处分是可以的,请同时处分我们两个,因为我们负共同责任。’结果是采官僚作风,不了了之。我喜欢文学,清华文艺社的社员经常有作品产生,不知我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有那样大的胆量,单凭一点点热情,就能振笔直书从事创作,这些作品经由我的安排,便大量的在周刊上发表了,每期有篇幅甚多的文艺一栏自不待言,每逢节日还有特刊副刊之类,一时文风甚盛。这却激怒了一位同学(梅汝敖),他投来一篇文章《辟文风》,我当然给他登出来,然后再辞而辟之。我之喜欢和人辨驳问难,盖自此时始。”
梁同学“喜欢和人辨驳问难”,从1922年夏到1923年夏的一年间,他至少参与了当时文坛上的三次论争。
第一次笔战的对手,是周作人。
梁实秋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读‘诗底进化还原论’》,文中提出,“诗的目标是美的……城市生活比农村生活丑得多”。洋楼和小火轮,电报和革命,如厕和小便,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狗和畜生,都是“丑不堪言的字句”,不宜入诗。
周作人于是写了《丑的字句》予以反驳,“诗是表现个人情思的东西”,“何以瓜皮艇子、茅屋、尺素书……是美,而小火轮、电报、洋楼……则丑”。他以为,如果有人坐了小火轮,忽然有感,就可以作诗,难道可以不准他用小火轮,只能用夷舶、方舟、瓜皮艇子吗?“字的运用是作者和自由,我们不能规定什么字句不准入诗,也不能规定什么字非入诗不可”。
1922年6月25日,梁实秋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读仲密先生的(丑的字句)》一文,反对周作人的观点。他认为,美应该成为诗歌创作所应遵循的最高原则,不美无以谈诗。所以他反对“小火轮洋楼电报”也可以入诗的观点。他坚持“丑”的字句象“小便”“如厕”之类决不可写进诗中,那样会把诗美破坏净尽。他举出湖畔诗人中的一句“一只母鸡被一只雄鸡强奸了”,认为不仅“俗浅”,而且“丑不堪言”。
附:争论很热烈,有多名学者了参与论战。虚生写了《诗中丑的字句的讨论》,柏生写了《关于丑字句的杂感》,景超有《一封讨论丑的字句的信》,东峦有《让我来搀说几句》等等,都发表在晨报副刊上。
主张丑字可以入诗的周作人一方提出整体和局部的矛盾,但并没有回答梁实秋关于生活中的丑可能不可能转化为艺术的美的问题,倒是徐志摩等人的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有力地反驳了梁实秋的论点。强奸不可入诗吗?徐志摩就写了“思想被主义奸污得苦”,烟筒不美吗?郭沫若就说烟筒上面开着“黑色的牡丹”。
随着争论的深入,梁实秋的思路逐渐清晰,十年后他同鲁迅及左联诸公争辩,其基本思想此时已初具雏型。
“我们不要把情感看得太不值一文钱。诗自然是止于表现情感而已,但是人的情感不是都可以在诗里表现的,要经过一番刷洗涵养的工夫,要经过选择删裁的手续,然后才有在诗里表现的价值。丘八爷口里的’他娘的’、洋车夫口里的’XX’,未尝不是情感,XX亦未尝不真,然而诗人采取这类材料时,不能不计较字句的丑不丑了!即以现在所谓诗人的诗而论,除一本《女神》以外,所表现大半是些情操,不是情感。”
“东峦先生说:’无论谁们尽有作诗人的资格’,我想资格二字还待解释。诗人必备的资格是什么,且不必讲;假如人人都成为诗人,那么也就不成为诗人了。诗人是一种特殊的称号,以别于非诗人的,我以为人人皆有作诗人的可能(Posgibility),但人人不能皆有作诗人的必能(Proba-hillity)。诗境即是’仙人境界’,因为都是超脱现实世界以外的——想象的。所以学诗无异于求仙。离开现实世界愈远愈好,工部称青莲曰:’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这是诗人特备的资格。放翁有一绝:’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可怜现在的一般诗人’无仙骨’而妄学诗啊!我要首先向无仙骨而妄学诗的人说:’不要作诗罢!’”
接着,梁实秋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展开了论辩。
梁实秋代表《清华周刊》编辑部,邀请梁启超、胡适等拟写《国学入门书要目》,主旨是“指示青年以研究国学的初步方法。”
吴稚晖称梁启超的书目为“灰色的书目”,专门写文进行嬉弄谐谑,指其“箴洋八股化之理学”“灾梨祸枣”“可发一笑”,“于人大不利,于学无所明”,
于是梁实秋写了《灰色的书目》反唇相讥,“我觉得吴先生的文章倒真是有一点‘灰色’!又长又冗的一大篇,简直令人捉不到他的思想的线索和辩驳的论点。里面文法错误欠妥的地方,不可计数;然而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最高等之名流’写文章的时候往往是不计较其文章之通不通的。我最为吴先生惋惜的,便是他似乎不曾知道梁先生拟的书目的动机和内容,以致所下的断语只是糊涂、误解、孟浪!”“整理国故原不必尽人而能,因为那是需要专门的人材,无须乎‘大批的造’,”“外国的学问不必勉强附会,认为我国古代早有,而我国古代确是早有的学问,也正不必秘而不宣。自夸与自卑的思想都是该至少‘丢在毛厕里三十年’ 的!”
表面上看,梁实秋持论似较吴稚晖公允,但难免有为“国粹”辩护之嫌。
吴稚晖以此软肋进行反驳,“梁卓如(梁启超)先生在二十年前,对了张之洞的书目,虽不曾做有刚刚反对的文章,却有着不言而喻反对的精神。这是现面盎背,当时自命新人物者,个个把那精神呼之欲出,自命旧国粹派者,个个把那精神衔之刺背,骂他‘捉不到他的思想的线路和辨驳的论点’的,所在皆是。”
此番论战,梁实秋算是败下阵来。
彼时的梁实秋二十岁上下,论战中难免少年意气。
梁实秋与朱大枬等就小说创作中的“新某生体”展开的争论,便情形激烈。朱大枬把当时一些新小说家喜欢在作品中以外国字母代替人名和地名的作法讥诮为“新某生体”,讽刺“天赋中国人以两种特质——仿效和懒惰”。
梁实秋以新文学的护卫者姿态一连写了四篇文章与对手论战。“用罗马字母的办法,本来未必一定是好,尽有商量的余地,我们若有反对的意思,大可明白的说,不必深文罗织,硬派做新的’某生体’。这种举动,就如北京的官宪乱拿过激派的头衔给人戴,一样的可笑。”
同对手朱大枬的笔战还算心平气和,但助战的蹇先艾却使梁大为光火。蹇先艾写道,“我正想收场,章彬如来了向我说:‘上海创造社的人,惯用mpst代小说的地名人名,梁实秋先生正在与创造社联络,所以他不能不有这种反响’。我笑得口都合不拢来。如果真是这样,实秋君!可惜你白费工夫了。”
梁实秋以少见的激愤口吻回击道,“章彬如是何许人,我完全不知。不知菱君根据什么敢以‘章彬如之心度梁实秋之腹’!”“我梁实秋是把文学当做献身的事业的,凡是以正当的态度研究文学的都引为同志。文艺里有主义的不同,没有偏辟的党见。梁实秋生就的一身硬骨头,不怕嘲骂,不避嫌疑,不惜费纸费笔费精神!我和创造社是有联络,(虽然不是‘正在联络’),然而这没有什么可耻。文学研究会若和我主张相近态度相合,我也要联络;曦社若是分子优秀头脑清楚的,我也要联络;我不是把文学当做饭吃的,不想凭借会社的势力欺凌别人的。我和创造社同人只是文字之交,道义之交,彼此互相监督不稍假借;我没有做过与创造社同人狼狈为奸的行为,我没有用过创造社的半个铜子。一切猜疑我的人们,息了你们的卑鄙的念头罢!”
但纵观几次争论,梁同学总的说来还是保持了“绅士风度”,内容上注重以理服人;形式上注重谦逊平和。此后一生的文字,他基本都保持了这种“绅士风度”。
清华文学社计划邀请名家来校演讲。
最先请的是周作人,而前去邀请的就是梁实秋。
这次邀请意外地让梁实秋第一次见到了鲁迅, “转弯抹角的找到了周先生的寓所,是一所坐北朝南的两进的平房,正值雨后,前院积了一大汪子水,我被引进去,沿着南房檐下的石阶走进南屋。地上铺着凉席。屋里已有两人在谈话,一位是留了一撮小胡子的鲁迅先生,另一位年青人是写小诗的何植三先生。鲁迅先生和我招呼之后就说:‘你是找我弟弟的,请里院坐吧’。”
周作人讲演的内容是《日本的小诗》,主要是向青年学子介绍日本的一种叫做俳句的诗体,这个题目似乎更适合用于做论文,而不适合用于演讲。这事实上,除了内容枯燥外,周作人声音过低、乡音过重,使听众听得吃力,演讲效果大打折扣。
但是和周作人的第一次见面却给梁实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里院正房三间,两间是藏书用的,大概有十个八个木书架,都摆满了书,有竖立的西书,有平放的中文书,光线相当暗。左手一间是书房,很爽亮,有一张大书桌,桌上文房四宝陈列整齐,竟不象是一个勤于写作人的所在。靠墙一几两椅,算是待客的地方。上面原来挂着一个小小的横匾,‘苦雨斋’三个字是沈尹默写的。斋名苦雨,显然和前院的积水有关,也许还有屋瓦漏水的事情,总之是十分恼人的事,可见主人的一种无奈的心情。俄而主人移步入,但见他一袭长衫,意态悠然,背微佝,目下视,面色灰白,短短的髭须满面,语声低沉到令人难以辨听的程度。一仆人送来两盏茶,日本式的小盖碗,七分满的淡淡清茶。’”
如果仔细审视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其中埋藏着许多巧合和暗扣。梁实秋自述清华期间受梁启超影响最深,他也可以说是梁启超的学生。而鲁迅则是章太炎门下学生。原来早在两个学生开战之前,两个老师就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
章太炎和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二人气质相同,都一时引思想界之潮流。二人经历类似,都研习古文,都是国学大师。二人也都是靠笔杆子起家,梁启超早年跟随康有为办报,因倡导维新而闻名宇内;章太炎因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宣扬革命而蜚声海外。
章太炎最初师从经学大师俞樾专治朴学,后来给康有为在上海创办的强学会寄了十六元钱要求加入。在上海期间,他结交了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章太炎在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中担任编辑,因对孔教存有不同看法,章太炎和康梁门人发生肢体冲突,继而重返杭州。
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一道海捕文书,章、梁都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期间,章太炎一度跟梁启超交往甚密,并在梁的介绍下结识了孙中山。
与孙中山的频繁接触让章太炎逐渐抛弃了维新思维,渐趋革命,最终跟维新派分道扬镳。章太炎最著名的文章是发表于1903年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维新派彻底划清界限,直斥导师康有为“载湉小丑,不辨菽麦”“舞词弄扎,眩惑天下”。
1906年至1907年间,章、梁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论战的起因是康有为写了一篇《法国革命论》,排斥革命,主张维新。章太炎此时已接手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7月到12月,仅半年的时间,《民报》就陆续刊发了一些铁杆革命党如胡汉民、汪精卫等人措辞严厉的文章,几乎占据了报纸一半以上的篇幅。章太炎还亲自操刀,写下了《箴新党论》,文中详尽地叙述了维新派的演变,并分析总结了维新派的诸多致命伤,如缺乏胆识,没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等。
面对如此咄咄逼人的态势,梁启超渐感不支,就托与两派均有交往的湖南人徐佛苏出面调停,但章太炎丝毫没给徐佛苏面子。又是半年时间,革命与维新的优劣越辩越明,维新派也逐渐被赶往绝路,纵是梁启超也回天乏术。梁启超不得已又托徐佛苏,辗转找到了革命党中坚宋教仁出面调停。宋教仁的面子比徐佛苏要大,为了给宋教仁台阶,章太炎同意不再采取攻击谩骂的方式,但并不愿就此罢战。
1907年的冬天,维新派机关报《新民丛报》宣布停刊,给这场持续一年多的笔墨官司画上了一个句号。
从此,章、梁一生交恶。后来清华国学院准备聘请二人担任国学院导师的时候,梁启超原意出任导师但不愿司职院长,而章太炎更是一口回绝了清华的邀请,理由——“耻与梁启超为伍”。
附:需要指明的是,这次论战是在革命派日渐兴旺、维新派日渐式微的大背景下展开,章太炎的胜利是大势所趋。
时隔一个世纪,我们现在重新审视这个问题,选择君主立宪也许未必落后于革命立宪。革命派倡导民主共和,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争执的根本不是政体而是实现政体的具体方式。康有为当时说:“以共和立国,以我国的国情,只会导致军阀割据,国分裂而民涂炭。”事实也诚如此言。
其实,思想没有对错之分,只要执行得好,君主立宪、民主共和都是好的。可惜,鲁迅早就有预言,“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
1922年的鲁迅实在有理由感到沮丧。
前面说过,八道湾的财政大权由羽太信子掌控,鲁迅和周作人的工资悉数上交。周海婴回忆,“……八道湾从此成为羽太信子称王享乐的一统天下。在生活上,她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毫无计划。饭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她才生了两个子女,全家雇用的男女仆人少说也有六七个,还不算接送孩子上学的黄包车夫。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医生出诊。日常用品自然都得买日本货。由于当时北平日本侨民很多,有日本人开的店铺,市场上也日货充斥,应该说想要什么有什么。但她仍不满意,常常托亲戚朋友在日本买了捎来。因为在羽太信子眼里,日本的任何东西都比中国货要好。总之,钱的来源她不管,只图花钱舒服痛快。对此,周作人至少是默许的。他要的只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有’苦雨斋’里书桌的平静,别的一概不问不闻。当然他对信子本来也不敢说个’不’字。苦的只是父亲,因为他的经济负担更重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教育部拖欠薪水的情况越来越厉害,名义月薪仍为300圆,但实际平均每月仅收到200圆,有时甚至100圆。最糟的是,不仅不能足额发放工资,而且经常拖欠。
事实上,五四风潮后,直到北洋军阀政府颠覆,拖欠教育经费长达7年之久,而且愈演愈烈。欠薪有两类:一类是教育部公务员薪金,另一类是北京八所国立院校的教职员薪金。鲁迅兼而有之,因为他既是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的公务员,又是北京大学的兼职讲师。但是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出,对于教育部公务员们组织的长期 “索薪”斗争,鲁迅一开始的态度并不积极。
1920年教育部员第一次组织“索薪团”,到财政部sit-down strike。1921年4月8日,北京大学等八校教职员因抗议北洋政府克扣教育经费全体辞职,并通电全国。6月3日,“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合会” strike petition。8月15日,教育部公务员因欠薪达五个月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停止办公。以上事件在鲁迅日记中均未见记载。
相反,这一时期鲁迅正忙于四处借钱,“……4月5日上午从齐寿山假(借)泉五十;4月12日下午托齐寿山从义兴局借泉二百,息分半(每月得付息30圆的高利贷);4月26日午后从齐寿山假泉二十;5月30日下午从李遐卿假泉四十;6月4日下午从齐寿山假泉五十…… ”10月24日记载“下午往午门索薪水”,但无结果,只有继续借债度日。“11月3日晚从齐寿山借泉卅;11月9日从大同号假泉二百,月息一分,还齐寿山卅。 ”
从上述文字不难看出,鲁迅有时还借高利贷,可见经济窘迫至何种地步。
12月16日,教育部薪金拖欠半年,鲁迅与15名科长、主任联名呈文中华民国政府,终于正式参与“索薪”抗争。
经济陷入困境之外,鲁迅的仕途也走入一个低潮。
这一年,汤尔和出任教育总长。
鲁迅、许寿裳、汤尔和是同期留学日本,回国后又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职的同事。鲁迅日记有述,1914年1月5日,“午后汤尔和来部见访,似有贺年之意”。如今汤尔和官运亨通,后来居上,成为教育部最高长官,想必鲁迅会受到触动。
历数鲁迅任职期间,总共更换过38任教育总长、24任教育次长。除了“学问道德亦不待赘言”的蔡元培,除了与鲁迅交厚的董恂士教育次长,其他人皆不入鲁迅法眼。范源濂总长演讲,“其词甚怪”;海军总长刘冠雄兼任教育总长绰号“痰桶总长”;梁善济“不了了”;最极端的例子是1925年的教育总长王九龄,竟有贩卖烟土的劣迹,被教育产和各校教职代表阻止入部办公,免职了事。
令人不禁起疑,以鲁迅的才能,在教育部任职长达14年,何以久任不迁?
附:汤尔和是个不可小觑的人物,蔡元培很信任他,请他提名北大文科学长的人选,他推荐了陈独秀。后来,又因他力言陈独秀私德太坏,迫使陈最终离开北大前往上海。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蒋梦麟出任北大代理校长,也是蔡元培听从他的建议。
七七事变后,汤尔和任伪政府教育总长。汤曾劝说周作人出来做官,他去世后,周作人接替了他的位置。
北洋政府教育部分3个司,即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社会教育司,还有编纂处、参事室和秘书室,最多的时候也就200人。和眼下这个组织庞大、无所不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共有24个司局,人数不祥)相比,算得上简陋寒伧。
社会教育司一共就两个科,总共20多人。鲁迅是第一科科长,他的顶头上司、社会教育司的司长夏曾佑是维新党人,当上司长时已年届五十。钱稻孙回忆,“夏学问很好,在当时也比较有科学的头脑,但思想上很忧郁,因为当时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引起人的不满,同时袁世凯也开始了对革命派的暗杀,稍有一点思想的人都是不满意的。夏曾佑整天喝酒,结果肝硬化死掉了。”“后来的司长是高阆仙,很敬重鲁迅。”
附:北洋政府没有处级,从科长直接到司长(局级)。所以,鲁迅的职级相当于现在的处级或副处级。
鲁迅是个认真的人,既然拿着官俸,做事自然不会马虎,本职工作完成不错,很是可以挑出几件像样的成绩。
第一个,鲁迅与钱稻孙、许寿裳合作完成了设计国徽的任务。钱稻孙回忆,“总统府要定国徽,由陈任中传达,让鲁迅、许寿裳和我同拟。”“当时拟定国徽的思想是想把君主的地位,拉到全国人民身上,差不多许多事情都是这种思想作底子,也就是说希望把皇帝的地位,普遍到每个人身上。”“我们三人其实都是外行。起草由我负责。国徽的说明是鲁迅写的。图案并不很好,但文章写得很好,是用六朝文写的,部里其他的人是写不出来的,教育部的人都很佩服。”
第二个,鲁迅与钱稻孙、许寿裳、钱玄同、黎锦熙共同撰写注音提案,汉语注音字母(6、夕、门、E……)后来通行了几十年。钱稻孙回忆,“读音统一会开始时大约有二百人左右,议长是吴稚晖”“会上争论得很激烈,乱吵一通。提案也很多,有的主张用音韵来代,反对的说,各地方言音韵都不同;有人主张去掉汉字,反对的说,去掉汉字就是割断了中国的历史;有人主张用简字,反对的又说,简字是不正当的,等等。彼此骂得很凶,甚至骂‘王八蛋’,有一次甚至抓起了椅子要打。”“争的不相上下,我们教育部的五个人提议用注音字母的方案,大家同意了。因为这三十九个注音有许多好处,是篆字演化来的,又是独立字,又有音韵,笔划少,所以大家同意了。教育部的五个提案人有许季茀,周豫才,我,黎锦熙,另外还有北大的钱夏。这些提案人都是章太炎的学生,章太炎对我们的影响比较深。”
第三个,参与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的建设。他与司长高阆仙制定了方家胡同京师图书馆总馆筹备计划;到中山公园开辟阅览室事情,为开办通俗图书馆做准备;为筹办历史博物馆,他还捐出个人收藏的文物。
第四个,鲁迅亲手筹办了儿童艺术展览会,钱稻孙回忆,“具体事务就是鲁迅一个人忙,这也是一个新工作,都不懂,鲁迅做这工作也是摸索的。”“展览会开始时,全部筹备人员都来看摊,观众很踊跃,很多人是抱着好奇心来的,有时中午附近饭铺的伙计穿着白工作服就来了。午饭是轮流去吃,轮流休息看摊,因为中午参观的人多,也很杂乱,结果还是丢了不少的展品”。由于展览会办得很圆满,鲁迅因此获得教育部的一枚奖章。
他还参与整理大内档案、接收《四库全书》等等。一次,办公室里堆着一批送往德国参加万国博览会的文物,他甚至通宵守卫,不眠至晓。
工作努力,成绩显著,和上司的关系也不错,鲁迅长期得不到升迁,从表面上看似乎找不出什么原因。
然而,鲁迅有一个缺陷,那就是缺乏官场特有的气质,简称“官气”。
在中国(敏感关键字)官(敏感关键字)场,这是最要紧的,工作成绩如何是次要的。
钱稻孙回忆,“当时的人官气很厉害。譬如有一次,我和鲁迅从益昌吃饭出来回教育部,看见街上一辆洋车翻在道旁的水沟里,车夫一个人没办法,我和鲁迅就帮他把车搬了出来。这件事曾被别人笑话过,街上的人也觉得可笑。不过当时教育部的官气还不太厉害,内务部的官气才厉害呢。”
其实早在绍兴,鲁迅被王金发任命为校长的时候,就已经显露端倪了,他曾忿忿地对母亲说,“绍兴地方不好住!在在绍兴非要走衙门,捧官场不可。这种事我都搞不来!”
陪会是官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但鲁迅不喜陪会。他日记中的1913年2月13日,“下午有美国人海端生者来部,与次长谈至六时方去,同坐甚倦。”
还有一点,做官要有官相,仔细观察一下,不难发现中国官员的衣服是比较考究的。可是鲁迅衣着随意,一件黑色棉布袍,从秋天直穿到冬天。
附:鲁迅的经典形象大家都知道,无需我多言。可是,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
刚结婚的时候,他曾被乡人看成漂亮的人物。从归国初期的照片上看,他西装革履,英气勃勃。
辛亥革命之后,他的个人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神色苍白,面容削瘦,头发根根直竖。由于衣着简朴,鲁迅理发时被敷衍了事,去高级饭店被门僮阻拦,诸如此类。不仅在穿衣上,鲁迅平时铺盖的被褥都是很薄的,褥子是旧得已经发硬的棉花套,不过三公分厚,被子也是很单薄的。他冬天不愿穿棉裤,一年冬天特别冷,朱安特为鲁迅做了一条新棉裤,趁鲁迅外出时放在他的床上,但他一回家就把棉裤送回去了。鲁老太太托孙伏园去劝他穿上,鲁迅说,“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
有人说,受章太炎的影响,鲁迅推崇魏晋风度,名士就是这样洒脱不拘的。我不大赞同,鲁迅家乡绍兴,是典型的南方男人,他是很会生活的,也很爱整洁。之所以这样苛待自己,郁达夫认为是禁欲的原因,可能有点道理吧。
1922年也不全是灰暗的。
2月24日,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出现在八道湾,给这个大家庭带来了欢乐,也给周氏兄弟一段其乐融融的难得时光。
爱罗先珂的作品揭露社会黑暗,富有惊人的人道主义,此前鲁迅就很关注他,刚编译完成了《爱罗先珂童话集》,学者孙郁认为,“鲁迅在译书时,用自己灰色的体验,重染了爱罗先珂的感伤,好像那文体间,有呼应的东西在。”
年约三十的爱罗先珂,四岁时因患麻疹双眼失明,幼年在莫斯科盲童学校读书,受到粗暴对待,长大后凭借自己的聪慧和音乐天赋,赴伦敦皇家盲人师范学校学习,后辗转于日本、泰国、缅甸、印度,因为“宣传危险思想”被四处驱逐、流离失所,最后来到中国,幸而得到中国学者的热情帮助。蔡元培是世界语爱好者,先前就在北大设置世界语课程,但一向乏人问津,所以就邀请爱罗先珂到北大教世界语。因为爱罗先珂懂日语,蔡元培就安排他住在周氏兄弟的八道湾家中。
对于这个接待任务,周氏兄弟欣然从命,热情相迎,把他安排在周作人所住后院的东屋。爱罗先珂“想象丰富,感情热烈,不愧为诗人兼革命家两重人格”,他住进八道湾之后,世界语爱好者、无政府主义人士、外国人等纷至沓来,有的客人索性就住在八道湾。周作人成了爱罗先珂的专职秘书、向导、翻译,代领薪水、换钱、代写书信、记录讲演稿、代发电报、陪同并翻译演讲、陪同出游、饮宴应酬等。
爱罗先珂在北京的演讲曾轰动一时。他在各校演讲了《春天与其力量》、《俄国文学在世界上的位置》、《女子与其使命》等等,周作人回忆,“讲堂有庙会里的那样拥挤,只有从前胡博士和鲁迅,随后还有冰心女士”。3月3日,爱罗先珂在女高师演讲《知识阶级的使命》,胡适在日记中记录,“他的演说中有很肤浅处,也有很动听处”“他说俄国知识阶级的历史,指出他们的长处在于爱小百姓,在于投身到内地去做平民教育,并不在于提倡革命与暗杀。他痛骂上海的新人,说他们自己有一个主张,却要牺牲他人去实行。”
除了周作人外,爱罗先珂任教、演讲、参加社会活动时,鲁迅也经常陪同在侧。3月26日爱罗先珂应邀到俄文法政专门学校讲演,事前警察厅以其有“危险言论”强行干涉,后经学校调停,演讲才如期进行,鲁迅更是特意陪同。
周作人回忆,“鲁迅尤和他熟习,往往长谈至夜半,尝戏评之曰‘爱罗君这捣乱派’。因为他热爱自由解放,喜赶热闹,无论有集会,都愿意参加,并且爱听青年们热心的辩论,虽然他是听不懂。”
他们曾一同观听白俄歌剧团的演出,归来后鲁迅写了《为“俄国歌剧团”》,感慨中国却“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在这里”
鲁迅陪同爱罗先珂到北大和燕京女校,观听托尔斯泰、莎士比亚戏剧,后来爱罗先珂写了一篇《观北大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批评演出受旧戏的影响,刻意“模仿优伶”,不能男女同台演戏,又不能真正表现人物思想感情。
演出者之一、北大实验剧社台柱的魏建功和李开先强烈不满,魏建功写了《不敢“盲”从》一文,文章中用了轻佻的字句(将“观”、“看”、“盲”等用了引号),鄙薄爱罗先珂的批评是没有资格。
周作人批评其“言话和文字的粗暴只能略略的伤人,心的粗暴却是伤的自己,而且所伤的也太多了”,又以人道主义的立场冀望于青年,“大家对于爱罗君一方面不要崇拜他为超人的英雄,一方面也不要加以人身的攻击;即使当做敌人也未始不可,但必须把他当做人看,而且不可失了人间对待残疾的人的礼仪。”
鲁迅的驳文更为激愤,1923年1月17日《晨报副刊》上发表的《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甚至用了“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这样的语言。
爱罗先珂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文学史上影响不大。他的《虹之国》中,虚构了一个穷人有饭吃,有衣穿的理想国,并且宣扬只要大家肯辛勤劳动就可以达到这个理想国。所以鲁迅说过,“至于他的作品的内容,我自然也常有不同的意见”。鲁迅病逝前几个月,在回答南京的一位青年店员该读什么书的时候,也曾说爱罗先珂作品思想过于浅了。
但他童心浸泡的言行、执着的理想主义情怀却让周氏兄弟青眼有加。鲁迅曾说,爱罗先珂“不象宣传家,煽动家;他只是梦幻,纯白,而有大心,也为了非他族类的不幸者而叹息。”“我早就疑心我自己爱中国的青年倒没有他这样深……他很老实,不知道恭维,若象罗素在英国称赞中国,他的门槛就要被中国留学生踏破了。”
鲁迅翻译了爱罗先珂的《桃色的云》,孙郁在《鲁迅书影录》中说,“这《桃色的云》,就有他的《野草》、《故事新编》的调子。或说爱罗先珂暗示了他,或是他将自我的心绪,外化到了爱罗先珂那里,也许均可能的”。《兔和猫》和《鸭的喜剧》则是鲁迅结合小说和童话的尝试,带有模仿爱罗先珂童话的痕迹,近于日常生活札记,风格轻松随兴。
《鸭的喜剧》一文中,鲁迅表达了对爱罗先珂的思念。“……爱罗先珂君已经买到了十几个科斗子。他买来便放在他窗外的院子中央的小池里。那池的长有三尺,宽有二尺,是仲密(周作人)所掘,以种荷花的荷池。从这荷池里,虽然从来没有见过养出半朵荷花来,然而养虾蟆却实在是一个极合式的处所。科斗成群结队的在水里面游泳;爱罗先珂君也常常踱来访他们。有时候,孩子告诉他说,‘爱罗先珂先生,他们生了脚了。’他便高兴的微笑道,‘哦!’……有一天的上午,那乡下人竟意外的带了小鸭来了,咻咻的叫着;但是仲密夫人说不要。爱罗先珂君也跑出来,他们就放一个在他两手里,而小鸭便在他两手里咻咻的叫。他以为这也很可爱,于是又不能不买了,一共买了四个,每个八十文。……他于是教书去了;大家也走散。不一会,仲密夫人拿冷饭来喂他们(鸭子)时,在远处已听得泼水的声音,跑到一看,原来那四个小鸭都在荷池里洗澡了,而且还翻筋斗,吃东西呢。等到拦他们上了岸,全池已经是浑水,过了半天,澄清了,只见泥里露出几条细藕来;而且再也寻不出一个已经生了脚的科斗了。‘伊和希珂先,没有了,虾蟆的儿子。’傍晚时候,孩子们一见他回来,最小的一个便赶紧说。‘唔,虾蟆?’仲密夫人也出来了,报告了小鸭吃完科斗的故事。‘唉,唉!……’他说。待到小鸭褪了黄毛,爱罗先珂君却忽而渴念着他的‘俄罗斯母亲’,便匆匆的向赤塔去。……现在又从夏末交了冬初,而爱罗先珂君还是绝无消息,不知道究竟在那里了。只有四个鸭,却还在沙漠上‘鸭鸭’的叫。”即便是这样轻松的笔调,也隐藏着作者现实的思考,爱罗先珂无所不爱,然而“鸭的喜剧”同时也是“蝌蚪的悲剧”,暗喻人世间不可能无所不爱的事实。
附:《鸭的喜剧》中,“俄罗斯母亲”是俄罗斯人对祖国的爱称;“赤塔”是俄罗斯地名;“沙漠”暗指中国。
1923年的夏天,是梁实秋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八月的上海,在浦东码头上,郭沫若怀抱幼子亲临相送,梁实秋踏上了前往美国西雅图的“杰克逊号”。
长途旅行中,他结识了燕京大学的毕业生许地山,并经由许地山的介绍,第一次见到了冰心。
在这之前,梁实秋读过冰心的诗集《繁星》与《春水》,曾在《创造周报》上写文批评,“冰心女士只是当代的小说作者之一,而在诗的花园里恐怕难于长成蕤葳的花丛,难以结出硕大的果实”“我从《繁星》与《春水》里认识的冰心女士是一位冰冷到零度以下的女作家”“《繁星》、《春水》这种体裁,在诗国里面,终归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这样的诗是最容易做的,把捉到一个似是而非的诗意,选几个美丽的字句调度一番,便成一首,旬积月聚的便成一集,”“总结一句,冰心女士是一个散文作家、小说作家,不适宜于诗;《繁星》、《春水》的体裁不值得仿效而流为时尚。”最要命的是,梁实秋还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冰心的写作才能,说她表现力强而想象力弱、散文优而韵文技术拙、理智富而情感分子薄。
现如今,文学作者和文学批评者狭路相逢,情形之尴尬可想而知。
“您到美国修习什么?”
“文学。您修习什么?”
“文学批评。”
接着谈话便无以为继了。
然而,相处没几天,梁实秋发现,冰心表面上“对人有几分矜持”,实际上“她的胸襟之高超,感觉之敏锐,性情之细腻,均非一般人所可企及”。
梁实秋和许地山、冰心结成了知心朋友,共同开始了一段激情而短暂的事业,在“杰克逊号”上办起了一个“刊物”,即板报《海啸》。《海啸》贴在客舱入口的一个醒目处,内容是创作与翻译,三天一换。梁实秋设计了报头,他“仿张海若的‘手摹拓片体’涂成隶书《海啸》二字,下面剪贴杰克逊总统号专用信笺角上的轮船图形。”办了几期《海啸》以后,他们从中精选了十四件作品,办起一个专栏,寄回国内的《小说月报》。
9月1日,“杰克逊号”抵达美国西雅图市。踏上新大陆的兴奋尚未退去,思乡的情绪就在同学们中蔓延开来,梁实秋回忆,“初到异乡异地,那份感受是够刺激的”“寝室里有一张大床,但是光溜溜的没有被褥,我们二人就在床上闷坐,离乡背井,心里很是酸楚”。好在没多久,梁实秋就和同学搭上了开往科泉的火车,向着目的地——科罗拉多大学的科泉(Colorado Springs)分校进发了。
如果说梁实秋在1923年夏天经历的转折是新奇而刺激的,那么鲁迅同一时期经历的转折就是意外而苦涩的了。
在展开叙述前,先回顾下关于兄弟失和的几种说法,大致有“窥浴说”、“听床说”、“失敬说”、“经济矛盾说”和“信子癔症说”,另外还有“夫妇说”。
1、“夫妇说”是最不足信的,立据颇谬,前面已经分析过,这里就不重复了。
2、“窥浴说”或“听床说”,缺乏客观条件。章川岛曾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
3、“失敬说”,除了周作人,周家的人都不相信,当鲁迅搬出八道湾时,母亲和朱安也随之搬出,即说明了她们的态度。甚至连信子的儿子周丰一都不相信大伯会这么做。
4、“经济原因说”,是郁达夫提出来的,许广平和周海婴也持这个观点,是目前广为接受的说法。经济矛盾确实存在,但若说因为这个就赶走鲁迅,逻辑不通,鲁迅挣得多、花得少,当时兄弟俩工资欠发,全靠鲁迅四处借钱,勉强维持家庭经济。谁会蠢到把经济支柱赶走呢?
5、“信子癔症说”,这是最近的一种提法。信子有时会发癔症,周作人的日记有延请医生的记录。有人说,相比对朱安的冷淡疏离,鲁迅对信子态度比较亲切,不乏家常聊天,尤其又让她掌管财政,让信子误以为鲁迅喜欢她,所以在发癔症时就把想象当事实说出来了,周作人信以为真。这种说法有歧视周作人智商之嫌。
1923年的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鲁迅看到绝交信后,立刻叫管家齐坤找周作人过来说话。没多会儿,齐坤回周作人的话:他不见鲁迅。当日鲁迅在日记中记录,“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7月26日鲁迅日记,“晴。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此时鲁迅已决心搬离八道湾了。
8月2日,周作人日记,“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即指鲁迅。同日,鲁迅日记:“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
1923年10月1日至11月18日,鲁迅大病,朱安精心照料。
一年后,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到八道湾取自己的物品。
章川岛的《弟与兄》中描述,“其时,我正在八道湾宅的外院鲁迅先生曾经住过的房子里。就在那一日的午后我快要去上班的当儿,看见鲁迅先生来了,走进我家小院的厨房,拿起一个洋铁水杓,从水缸中舀起凉水来喝,我要请他进屋来喝茶,他就说:‘覅惹祸,管自己!’喝了水就独自到里院去了。过了一会,从里院传出一声周作人的骂声来,我便走到里院西厢房去。屋里西北墙角的三角架上,原放着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周作人正拿着要砸去,我把它抢下了,劝周作人回到后院的住房后,我也回到外院自己的住所来,听得信子正在打电话。是打给张、徐二位的。是求援呢还是要他们来评理?我就说不清了。”
当天鲁迅在日记里记录,“……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记述,“这所小屋既成之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是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也曾叙及此事,“当天搬书时,鲁迅向周作人说,你们说我有许多不是,在日本的时候,我因为你们每月只靠留学的一些费用不够开支,便回国作事来帮助你们,及以后的生活,这总算不错了吧?但是周作人当时把手一挥说:‘以前的事不算!’”
当日周作人日记很简略,“下午L来闹,张徐二君来。” 而周建人也曾经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向周作人掷去,他们才退下了。
从此以后,周氏兄弟再没说过话。在舒芜《鲁迅、周作人失和决裂后的间接联系》一文中说,“……鲁迅回八道湾寓宅取书物,周作人夫妇向鲁迅大骂大闹,从此以后,彼此避不见面(除了可能有几次避不开的集会上相遇),直到鲁迅逝世……”
这样重大的家庭变故显非一日之祸,下面将通过分析周氏兄弟的感情、羽太信子的为人、鲁迅和羽太信子间的矛盾、周作人对二人矛盾的态度,根据现有的线索,试图推测出兄弟失和的大致过程。
周作人刚出生,母亲就发现他很安静,很少哭闹,就是肚子饿,也只是努着小嘴左左觅食,却也不哭。所以她对丈夫说,“这孩子是耐性子。老大像我的,他是像你的。”
小时候,周作人与妹妹同患天花,他情形好转,未满周岁的妹妹夭亡。由于得过天花,身体较弱,父母对他要求较松,对他的培养也不像老大那样重视。
鲁迅排行老大,是“承重孙”,长辈对他的要求严格,期望值也高。在祖父入狱、父亲又病重的情况下,十几岁的长子鲁迅就挑起了“户主”的重担,跑当铺、请医生、抓药等等。像在亲戚家避难时被称为“乞食者”,跑当铺遭人奚落,受到族人的欺侮之类,是鲁迅一生不可磨灭的记忆,但对周作人则鲜有触动,甚至还觉得鲁迅小题大做,过分敏感。
两个兄弟在一块的时候,很多事情都由老大做主,他只在后面跟着就行了。耿传明《周作人的最后22年》中,“鲁老太太说,周作人因为排行老二,依赖性强,事事要依赖家里人,特别是依赖老大。他对家庭没有责任感,在他的心里,家里的事都应该由长兄负责,与他无关。”
但鲁老太太也说了他的长处,老二很爱整齐,他的抽屉总是整理得整整齐齐的,他包的东西,棱角分明,捆扎细致。他的性格和顺,遇事很好商量,对人谦和。鲁迅去南京读书时,鲁老太太曾借贷凑了8元钱给他,而当周作人去南京读书时,连8元钱也难筹措了。但周作人理解家里的难处,拿了点路费,高高兴兴上路了。
兄弟俩到三味书屋读书、到南京求学、到日本留学等等,都是鲁迅先行一步,周作人在后面跟着就行了。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作人的涉外手续、生活杂事,也全由鲁迅包办,哥哥庇护下的周作人生活安逸。1909年,周作人和信子结婚,为了在经济上支持弟弟,鲁迅回国就业,安顿下来后将周作人夫妇接回中国。周作人到北大任教授,也是鲁迅向蔡元培推荐。
所以,周家人都说老二是周家的一个“福人”。鲁老太太说,“其实他们兄弟,都生长在多灾多难的周家,谁也没有福可言,只是老二有一个比他大4岁,而且聪明能干又负责的哥哥,家里一切事情都由哥哥承担了。”
1901年2月,鲁迅在《别诸弟》后跋中写道:“嗟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销魂,兄弟竟居异地!” 1902年,鲁迅到日本东京后剪掉辫子并拍照纪念,寄给周作人一张。从周作人对待照片的态度不难看出他对哥哥的感情,“拟放假日往城南配壳子,悬之一室,不啻觌面。”
1912年来京后,鲁迅给在绍兴的二弟写了300封信。1917年,应鲁迅的推荐,北大校长蔡元培同意聘请周作人为北大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员。周作人抵达北京即雇一辆洋车直奔绍兴会馆,与自己的兄长会合。哥俩“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这一其乐融融的情景在鲁迅日记里有记载。而周作人的日记也写道:“至四时睡。”
1920年底,周作人的右肋得了肋膜炎,头三个月在家休养。因病势恶化,高烧昏沉,1921年3月29日,鲁迅把他送进山本医院,为筹措医疗费不仅借了高利贷,而且变卖了自己的不少藏书。5月24日周作人出院,人多嘈杂的八道湾又不适于疗养,鲁迅甚是着急,亲自去西山碧云寺般若堂,为他租下西厢房三间,那儿安静,空气好,最宜养病。鲁迅日记,“二十七日,晴。清晨携二弟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停饮,大醉。”周作人在碧云寺住了半年,当时去西山颇为不便,但鲁迅每周都去探望他。疗养期间,他的全部信件和琐事均由鲁迅代理。
1922年2月至1923年4月,爱罗先珂在八道湾居住期间,兄弟俩和他相处甚洽。当北大魏建功作出对爱罗先珂的无礼言论后,兄弟俩共同反击,一唱一和,配合默契。
下面是风暴将来之前,兄弟二人日记中记录的一些共同活动。
1923年3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绿洲七•儿童剧》,文章充满感情地回忆童年时代与哥哥鲁迅一起在桂花树下自编自演儿童剧的情景。
6月26日,鲁迅拔了一颗牙,便去禄米仓访北大的同事张凤举、徐耀辰,周作人也在那里,他们一起欢宴,到黄昏时才散。
6月29日,鲁迅去北京大学“新潮社”,和周作人去北大二院食堂吃午饭,由孙伏园作东。
7月3日,兄弟俩同逛东安市场和东交民巷书店。
看得出来,兄弟俩感情一直是好的,估计他俩谁也想不到几天之后将发生的巨变。
1908年4月,应许寿裳之招,周氏兄弟迁往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乙字七号,同居者还有钱均夫、朱谋宣,共五人,因署名“伍舍”。因为是五个人合住,需要雇人做杂务,羽太信子出现了。
倪墨炎在《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一书中这么描写信子,“有一位脸盘圆圆、做事利索的贫穷姑娘,为住客们办理伙食。她叫羽太信子。过去有些记载说她是房东的女儿。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在《北京苦住庵记》中指出:这种说法不对。羽太信子是作为‘供应饭食的人’也住进丙字十九号的。用中国通行说法来说,她是小厨娘一类的角色吧。她对于住客中最年轻的周作人,似乎特别有好感,慢慢地他们就亲近起来。羽太信子的父亲羽太小泽,是体力劳动者;母亲没有正式的职业。她的弟弟重久、妹妹芳子、福子,都还在少年、童年时代。这是一个贫困、勤劳、人口众多的家庭。”
仅仅十个月之后,信子与周作人便走完了从相识相恋到结婚的路程。
信子相貌普通,圆脸庞,小眼睛,只有小学文化,周作人为何对她一见倾心呢?我的理解是,因为信子具有很强的母性,这恰是周作人最需要的。一般而言,排行中间的孩子不容易得到父母的重视。周作人排行老二,上有优秀的哥哥,下有年幼的弟弟,母亲对他的关注可能最少。他对母亲的感情比较淡,后来对外人提起母亲,都说的是“鲁迅的母亲”。在母亲那里没有被满足的母性需要,自然而然希望从别处获取,由此也多少能够理解他为何对信子的死心塌地。
周作人跟羽太信子于1909年3月18日登记结婚。鲁迅决定放弃留学德国和从事文学的计划,为弟弟创造物质条件。鲁迅一走,周作人初次尝到了生活的压力。他自述,“我始终同鲁迅在一处居住,有什么对外的需要,都由他去办了,简直用不着我来说话……鲁迅要到杭州教书去,我自己那时也结了婚,以后家庭社会的有些事情,都非自己去处理不可,这才催促我去学习”。
信子终生礼佛,孝敬父母婆婆,体贴丈夫子女,并且几十年如一日照顾妹妹芳子和她的三个子女(芳子和周建人育有四个子女,但长子不到一岁夭折,周建人1921年离京前往上海工作,后在上海与王蕴如同居,此后芳子和子女依靠信子生活)。
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文中有记,“周作人的日籍妻子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周氏兄弟母亲鲁老太太、周作人女儿若子、周建人儿子丰三的牌位)前供上饭食,然后全家人才用膳。”
徐淦《忘年交琐记》文中说,“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信子里里外外操劳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鞠躬如也,低声碎步,温良恭俭让,又极象绍兴的老式妇女,使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前知堂当教授,做伪官领高薪时她会变成阔太太,如今过苦日子才变成这样勤劳朴素。”
鲁迅母亲有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让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办法,这让老人家很满意。
周作人和信子的婚姻生活长达54年,信子对周作人的感情始终矢志不渝,对周作人“敬其如父,爱之如子”,她以周作人为骄傲,认为这是由于自己眼光好、福气好。
信子对周作人照顾得很好,她让人把卧室和书房打通,即使躺在床上也能看到丈夫坐在灯下伏案写作。据萧乾遗孀文洁若回忆,“周作人的工作效率绝对与安定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
就是在周作人被捕之后,信子也一直苦苦支撑着大家庭,其间并无势利之心。
许广平说信子“由奴隶而做稳了奴隶主”,然而,信子和佣人实际上相处融洽,甚至于包庇纵容管家。据孙郁《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介绍,她对邻居佣人有求必应。这说明信子保持了平民本色,并未由于地位的改变而颐指气使。
陈光中的《八道湾——鲁迅与周作人》写了对曾在八道湾周家做过佣人的张淑珍的采访,“很出我意料的是,她对周作人夫妇并无恶感,我注意到,张大妈始终很恭敬地把鲁迅、周作人、羽太信子及周建人称作‘大先生’、‘二先生’、‘二太太’、‘三先生’,一视同仁。她说:‘二先生是个好脾气,不言不语的,有什么事总是写条子。二太太信佛……’,我插了一句:‘听说信子花钱有些大手大脚?’她说:‘那倒是,要不街坊们都叫她‘大善人’呢。有一次一个干活的工人病了,她让人送医院看病不说,还给钱……’张大妈的丈夫是满族人,姓白,所以周作人夫妇称她为‘白太太’。张大妈原有一个儿子,小时候得了急病,因付不起药费,眼睁睁看着死了。后来信子得知后,戒斋七天,祈祷上天让张大妈再得一个孩子。她还真的生了一个女儿,还是二太太和三太太(羽太芳子)帮忙接生的。”
总的来讲,信子就是个将家庭视为全部的普通女人。
但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信子和鲁迅有一点是相似的,两人都在家中排行老大,都是家里有“话语权”的人,对父母和弟妹均负有强烈的责任感。
附:羽太信子有一弟重久、一妹芳子,但也有说重久是信子之兄,姑且存疑。
有迹象表明,鲁迅与信子之间的矛盾早在1911年间就已产生了。
本来,鲁迅回国的主要原因,就是想支持周作人在日本继续深造和小家庭的花销。然而他的事业处在低谷,收入微薄,已无力再供养周作人了,打算让其回国。周作人不想回国,还想学习法语,鲁迅给周作人回信说“法语不能换米面”。
1911年3月7日写给许寿裳的信中,鲁迅流露出无奈和自责。“卖田之举去年已实行,资亦早罄,迩方析分公田,……起孟来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使二年前而作此语,当自击,然今兹思想转变实已如是,颇自闵叹也,……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当较善乎?”家里田地已经卖了,所得的钱也用完了,打算把公田中自己家那一份也分出来卖掉,但那又能支撑几日呢?他已经山穷水尽了。
后来,鲁迅亲自去日本催促。1911年夏天,周作人夫妇回国。
站在信子的立场考虑,她将离开父母和故土,难免对异国生活有所担忧。因为这和鲁迅的坚持有直接关系,信子对大伯有所不满也是意料中事。
关于周建人与芳子的婚事,鲁迅和信子也意见不同。
周建人和芳子婚姻方面的资料很少,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有所介绍,请尽量撇开文章作者的个人喜恶,只看对事实的描述。
“羽太信子虽然有心控制一切,她在周家毕竟势孤力单。于是想到身边需要有自己贴心的人。待她怀了孕,便提出要让她的妹妹芳子来华照料。芳子小她姐姐9 岁,还是个不懂世事的小姑娘。……考虑到家境困难,姐姐又连连去信催促,还汇去了旅费,这样,才在犹豫拖延了两年之后,才由胞兄羽太重久陪同来到绍兴。……羽太信子在生活上再也离不开这个妹妹了。为了让妹妹能够永远留在身边给自己做伴,像使女那样服侍自己,并使她对自己有所依赖,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周家内部解决芳子的终身大事。家里恰好有个尚未成家的小叔。虽然在她看来这个小叔子性格软弱又没学历,不能挣大钱,但总比嫁给陌生人进入陌生的家庭好得多。开头,信子的谋划未能实现。那时建人叔叔正与小表妹(舅舅的女儿)感情颇笃。可悲的是这个小表妹后来患病不治而逝。建人叔叔非常悲痛,亲自为她料理丧事。这就给了信子实现计划的机会。终于有一天,她先用酒灌醉了建人叔叔,再把芳子推入他的房间,造成既成事实。因此,后来父亲(鲁迅)对母亲(许广平)谈起叔叔的这桩婚事,说是‘逼迫加诈骗成局’的。”
据日本学者三宝美政分析,鲁迅对于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的婚事,是并不赞成的,他于1913年6月从北京回到绍兴探亲,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继续交往下去。但是,由于母亲和周作人夫妇支持两人交往,周建人本人也愿意,鲁迅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1914年2月28日,周建人和羽太芳子在绍兴举行婚礼,鲁迅在京,没有出席,过了20天后,他才在日记上补记了一笔。可见在这件事情上,鲁迅当时是被排斥在外的。
陈独秀1915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累代同居的中国传统大家庭模式的弊害在于,“男妇群居,内多诟淬;依赖成性,生产日微;貌似家庭和乐,实则黑幕潜张,而生机日促耳。昆季之间,率为共产,倘不生养,必为世讥。事畜之外,兼及昆季。至简之家,恒有八口。……其实施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
鲁迅决定购买大宅合住,除了三兄弟青少年时期的约定——将来成家立业后,要过新式大家庭的生活——以外,还有诸多现实的考虑,母亲鲁瑞不愿意住租来的房子,要照顾尚未就业的周建人,还要避免单独面对朱安等等。而他在选购房屋的时候,也充分考虑到了弟弟两家的需要,还特别安排出孩子们玩耍的空地,不可谓不细致周到。
1919年10月,就在买定八道湾后不久,对于旧的家庭模式和家族制度的弊害,鲁迅也曾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这也非‘于今为烈’,正是‘在昔已然’。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拚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却没能逃脱旧家庭模式的窠臼,最终兄弟关系破裂,大家庭解体,其结果正应验了陈独秀的上述论断。
据许广平说,1919年,“在卖掉绍兴祖屋的时候,周作人原来就想把这笔款分开来用,但被鲁迅坚持不肯,才又用来在北京买屋,以便他们家小至少有地方好住。这是鲁迅为他们设想的苦衷,却被见钱就花不作长远打算的周作人所反对”。周作人不问家事(这个后面细说),他的态度直接反映出信子的态度。
鲁迅从选屋、购屋到修葺,全是一个人忙,周海婴书中说,“这之前,周作人见大哥忙于搬家,便向北平的学校请了几个月假,带着太太羽太信子和孩子到日本探亲去了。搬家的一切事务自然都落在哥哥身上。父亲从找房子到买下八道湾,寻工匠整修房屋和水道,购置家具杂物等等,足足忙碌了9个月。周作人却于8月间带着妻儿和小舅子羽太重久悠哉游哉从日本返回北平来了。”信子是将家庭视为全部的女人,在购屋、装修这种重大家庭事件上,却刻意回避了。从这两件事中隐约透出,信子对鲁迅置办八道湾大宅并不热情。
附:鲁迅的大哥作派,不止表现在买房一事上,兄弟二人留学日本时,因恨周作人不用功,就拳打过周作人,这事前面说过。
另外还有一事,据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回忆,鲁迅1903年暑假回乡时,常和周作人谈论在日本留学的事,极力鼓励周作人毕业后赴日留学。可是,当 15岁的周建人表示也想到南京读书时,两位哥哥都默不作声了。“我估计是和母亲商量好了的。后来,他们说。你可不可以在家里,照料家务,陪伴母亲,一面自学。这样,母亲放心一些,我们在外面的,也放心一些。将来我们学成回国,赚一个钱,都是大家合用,这样好不好呀?这话他们平时倒也经常在讲,说我们兄弟很友爱,将来永远生活在一起,不要分家。对这些,我只简单地回答说:‘我不要你们养活。’大哥说:‘莫非你不相信我的话吗?我是说话算数的。’我想,和你们讲不通的,也不必讲了,所以我不作声。”在这件事上,应该说,鲁迅没有充分尊重周建人的个人意愿,忽略了他的正当要求。
周建人回忆,“有一次,周作人说要把丈人丈母接到中国来同住,鲁迅很不赞成,认为多年来寄钱供养他们,已经情至义尽了,今后可以继续养老送终;他们还有别的子女在日本,就不必接到中国来了。”鲁迅这样考虑,显然是符合周家利益的,但对信子来说,却是一种打击。于是,“他(鲁迅)偶然听到对于孩子有这样的呵责:‘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
俞芳书中也回忆,朱安曾说,“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一书中说,“还记起他曾经说的一件事,他在北京和周作人同住的时候,他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时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
而在鲁迅搬离八道湾后,信子终于还是将父母从日本接到了八道湾。
附1:俞芳的姐姐俞芬是周建人在绍兴教过的学生。1923年鲁迅携朱安离开八道湾,暂住砖塔胡同俞芬住所时,她年仅12岁。1930年后她经常到鲁迅母亲那里代为给鲁迅写信,因而知道鲁迅家里许多事,但关于八道湾往事都是从鲁母或朱安那里听来的,并不是现场当事人。提请大家注意她所处的立场,因为后面还会引用她关于周建人和芳子婚姻的表述。她姐姐的同学王蕴如是周建人第二任妻子。
附2 :文中的两个“孤老头”,显然是指鲁迅和周作人,因为信子对丈夫完不成自己交办的任务很不满。但在周海婴书中,刻意把鲁迅、周建人作为一派,把周作人夫妇作为对立的另一派,于是将两个“孤老头”解读为鲁迅和周建人,颇谬。一方面,周建人和此事毫无关系;另一方面,周建人当时刚刚三十出头,“老头”一词实在与他无缘。